青海省
（叶茂林）最近，因甘肃积石山地震引起了青海喇家遗址灾难的话题。借此机会，希望通过本文对相关问题的答辩解疑，增加公众对于考古学的理解，刷新对喇家遗址考古发现的认识。
（续前）
第三部分：多学科的喇家遗址灾难
没有想到的是，前述考古学的规则原则和原理学理，在我们考古队对喇家遗址多学科研究观点对错的分辨判断和选择时，都派上了用处。且很有效，是很好的衡量标尺。
5喇家遗址大洪水灾难从红胶泥认定开始就争论不休
喇家遗址对灾难是有一个认识的过程和认识发展。今天我们主要说洪水灾难。
2000年喇家遗址考古发掘发现了F3、F4室内死亡人骨遗骸的灾难现场，这需要多学科帮助来认识。北京大学环境学院的夏正楷教授最先主动联系我们，到现场考察和调研。其实最开始，我们考古队自己对房址里灌满的红胶泥现象，大家一起讨论，就认为很可能是沟谷的山洪泥石流。这几乎是不需要做科学研究，我们凭直观的印象和感觉，就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看法，因为这在沟谷里是最常见现象。但是夏正楷明确否定了沟谷洪水泥石流的看法，而认定它是黄河大洪水。调研中，他最先认定的就是大洪水灾难。
当时房址里堆积的红胶泥都清理掉了，只剩人骨和遗物。他指着房址附近发掘的探方剖面所见的红胶泥沉积物显示出来的砂波状拖曳构造特征，指出它是黄河大洪水形成的，而不是沟谷泥石流山洪。夏老师还带我们考古队一起考察官亭盆地，让我们观察分辨各处不同红土的不同特征。夏正楷认定喇家遗址红胶泥是黄河大洪水后，认为解决了喇家遗址灾难的问题。我说还没有完全解决，我从考古现场的人骨勘查，分析这些人骨的死因，似乎并不是大洪水直接造成。夏正楷决定来年再去喇家遗址发掘现场，再就发现了地震现象。2001年喇家遗址初步搞清楚了，地震和黄河大洪水这两个主要灾难原因后，我们开始在学界公布。对喇家遗址地震和大洪水灾难的认识，我们认同夏正楷观点，它和考古发现的现象与地层关系吻合，地层早晚与灾难先后的判断相符（考古队并没有把局部的泥石流并列为主要灾难，这是考古队从考古地层关系做的选择认定）。这初步解释了灾难原因，较好解决了考古发现的问题。喇家遗址重要发现申报并荣获了200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当时很多人还有一些怀疑，但主要是对地震，觉得是天方夜谭，怎么可能，一次史前大地震灾难，就让喇家遗址考古发现了？现在再来看，大概已经没人再怀疑了吧？
夏正楷对喇家遗址考古发掘现场的遗迹现象和发掘的地层剖面，包括遗址周边和黄河上下区域，都广泛做了辨析和考察研究，他的黄河大洪水认识，并非轻易得出的结论。夏正楷认定红胶泥不是沟谷山洪泥石流，既凭借他丰富的野外经验和高超地学水平，他也做了实验室测试分析的论证。研究论文《青海喇家遗址史前灾难事件》2003年在《科学通报》发表。夏正楷明确指证了喇家遗址有地震、黄河大洪水、局部泥石流等多重灾难现象。不过文章在考古现象的描述上，个别地方有欠准确，使用的年代数据也有欠缺（一是数据单薄，另外他是用的测定年代数据，而不是校正年代数据，在普通人看来，就容易产生一些误会。考古学对此有更严格要求，而且更强调考古发现与地层事实，我前文已述。如果文章把考古的灾难地层关系，说明得更清楚点，也许就不会有那么多误会的质疑了）。
夏正楷对大洪水的认识，必定要对抗有不同认知的多方面压力，实际上有不少研究者对黄河大洪水存有质疑。我们考古队认同采信它，根本还在于它符合喇家遗址的考古发现，同时，夏正楷与考古学家有密切合作关系，这也更加方便我们互相沟通和相互理解。喇家遗址灾难研究的案例，随后得到环境考古学界公认，成为了环境考古研究的经典案例和教学示范。夏老师在各地大学去讲课，在会上去讲演，有大多数人接受了喇家遗址灾难发现和认定判断标准和相关证据。也更促使了环境考古研究关注考古发现的灾难现象。
2004年我们考古所召开了喇家遗址环境考古座谈会，邀请在北京的各大学和科研单位相关专家与会，讨论喇家遗址考古发现灾难现象和考古工作。会上专家们给喇家遗址考古，提出了进一步工作建议。对史前地震问题，就有建议申报大课题合作研究。杨景春教授就对大洪水，认为可能有堵坝造成高水位的洪水，建议做大范围的地貌调查。
这期间有德国学者，在官亭盆地做了很短时间的考察调研，2006年他们发表了一篇讨论大洪水的文章，提出红胶泥是山洪泥石流，因为盆地里满是这种红色物质。这个认识和我们考古队当初的直观看法差不多，但作为专业人员他们提出更多质疑（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第2辑）。然后，张小虎与夏正楷等，专门针对德国学者观点，对之逐一批驳（《考古与文物》2009年第1期）。这篇文章进一步解答了，泥石流和大洪水造成的红土沉积物的性状和特征的明显不同，还指出了遗址上见到的更多洪水遗迹和地层，表现上有多种多样，其中就还提到有大洪水的砂层。显然夏正楷在调研中，早已注意到喇家遗址较复杂的洪水沉积现象。但文章主要还是说的叠压灾难人骨地层的红胶泥，因为针对就是对方质疑红胶泥，张小虎夏正楷因而并没有展开去述说喇家遗址上的大洪水的多种复杂现象。
比较搞笑的是，一些专家提出所谓质疑喇家遗址大洪水灾难的，实际是误会的理解，以为这个红胶泥的成因来源不成立，喇家遗址的大洪水也就不存在了。红胶泥就成了这些专家瞄准喇家遗址，否定黄河大洪水灾难的突破口，因为红胶泥太容易见到了（喇家遗址考古队之前就轻易地认为，红胶泥红土它可能直接来源于不远的大红山和冲沟）。
某些专家，是完全不知道喇家遗址上存在的整个地层现象，是他们根本不了解，或者就是故意忽视喇家遗址考古的灾难地层。喇家遗址红胶泥作为黄河大洪水的遗存，仅仅是因为它在灾难人骨现场最初发现，存在于废墟上面淤积的红胶泥地层，是夏正楷的大洪水解读，最先识辨于此，见于有灾难人骨的房址。却不知道在喇家遗址的黄河大洪水现象中，红胶泥只是很小的局部范围存在的洪水沉积。而遗址上大范围的洪水遗迹，更多的还是广泛分布的砂土和砂层。这种沟通的缺失，正说明多学科研究，回避不开考古学。
尤其是吴庆龙进一步提出的黄河积石峡堰塞湖溃决大洪水，更以砂石堆积，特别是大量砂层为其主要的表现，混杂的各种洪水沉积物，在沿线各处分布，有的位置还比较高，反映了溃决洪水巨大洪流量和凶猛力量，可以说是翻江倒海的巨涛狂澜。可以想象，如吴庆龙测算的水文数据那样，这大洪水确实就是万年不遇。洪峰翻卷，水位很快飙升。
对洪水灾难的讨论，如果要反对夏正楷的红胶泥是黄河大洪水的观点，就需要把夏正楷提出的各种证据，都逐一分析，提出质疑，用新证据的发现和确认，提出更合理解释。可是我们看到的，很多人在质疑黄河大洪水证据红胶泥时，并不是这样做的，而是从另外的地点去观察讨论这个问题，他们找来另外剖面的红胶泥的各种证据，来试图重新判断喇家遗址的红胶泥。这在科学研究上，似乎就多多少少是有点问题的。
关于这个红胶泥的讨论有很多文章了。如果不特定指出喇家遗址灾难房址里灌入的洪水淤泥红胶泥的现象，而是泛泛说红胶泥，由此得出结论，也许和喇家遗址房址发现的灾难，可能就没什么直接关系。在2012年我们举办的“积石峡与喇家遗址”研讨会上，著名的环境考古专家周昆叔先生在《喇家遗址是一个大课堂》为题的总结发言就特别指出了所谓红胶泥的问题。他认为“关于喇家遗址受洪水影响的源头和规模的研究，大家都集中在讨论喇家遗址红胶泥的来源问题，因此有不同的理解。由于官亭盆地的沉积中，含有不同时期的多层红胶泥，故对喇家红胶泥的研究，要确定在喇家震后洪水对喇家遗址破坏所产生的红胶泥研究上，而不要笼统的说所谓红胶泥研究。”（《中国文物报》2016年7月29日第7版）。周昆叔生前对此的评论，已经很清楚表达了我前面说到的这个问题的根本了。
6从黄河大洪水到黄河积石峡地震堰塞湖溃决大洪水
真正对夏正楷的黄河大洪水认识有比较重要改进的，是他的学生吴庆龙。
吴庆龙在《中国科学·地球科学》发表了《黄河上游积石峡古地震堰塞溃决事件与喇家遗址异常古洪水灾害》（2009年第39卷第8期）长篇论文。刊物到手是在国庆节前了，我就说这是给国庆60周年的献礼，还是告慰汶川地震一项科学研究。论文根据喇家遗址上游积石峡和循化盆地存在的一套大规模的古堰塞湖沉积及初步的年代学研究，结合地震复发间隔，提出古堰塞湖是地震形成，该次地震与喇家遗址灾难的地震，可能是同一次地震。而彻底毁灭喇家遗址的黄河大洪水就是这次地震造成的堰塞湖的灾难性溃决洪水。
以我看来，吴庆龙的观点，不仅没有否定黄河大洪水，而是把夏正楷提出的黄河大洪水的认识推进一大步，可以说，是把黄河大洪水的成因做了更合理的解释。相对于其它诸多反对黄河大洪水而认为泥石流的观点，包括这次有人提出所谓沙涌泥流的观点而言，黄河大洪水与黄河积石峡堰塞湖溃决大洪水之间并无本质的不同，都说的是，黄河干流上发生的巨大洪水带给喇家遗址的毁灭性灾难。二者的差异仅仅是，一个更强调地震和地震引发的山体滑坡的堰塞湖再溃决的洪水灾害；一个则更多强调地震、山洪和气候变化，引起黄河大洪水。这个差异认识，让他们师生有较大的以至激烈争执。夏正楷认为吴庆龙的观点错误，堰塞湖的湖相沉积是早的。吴庆龙坚称自己的观点有理有据，申辩堰塞湖年代与喇家遗址相当，还有黄土地层学的证据，并有堰塞湖沉积中的碳十四测年数据支持。
吴庆龙提出的新观点，让喇家遗址洪水灾害问题的争论变得更纷杂。2012年我们考古队组织了现场研讨会，主题就是积石峡与喇家遗址。目的是想听取各方观点和意见，面对面讨论。更想了解各家观点都各有什么依据，指责吴庆龙错了的，那指出他错在哪里？喇家遗址考古队乐见多学科的争论，更愿学术争论促进喇家遗址灾难的解决。
那次积石峡研讨会上的论战扩大了，更复杂了，还有了新的变化。原来反对黄河大洪水的，目标就变成了针对堰塞湖溃决大洪水，原来主张黄河大洪水的夏正楷和董广辉，也反对堰塞湖溃决大洪水，又还增加了很多反对大洪水的论者，反对者们，构成了强大的阵营。我最想看到各位地质地貌学科的专家和环境考古专家，具有专业水平的独特眼光的科学认知。但却有点失望，都并没说出什么专业的认识来。各位提出的主要论据，基本就是测年数据。他们测定的湖相沉积底部和顶部的年代，都比齐家文化早，有的还很早。据此就认定堰塞湖的湖相沉积是早于齐家文化的，因此与喇家遗址无关。但除了测年，就没有拿出什么更有力的证据，解释也都是各自都围绕着自己的测年而论。他们的测年各有很大差距，各不相同，反对者阵营自己就相互争吵起来，争论喋喋不休。
坦率说，在堰塞湖沉积物地层的湖相沉积中寻找到合适测年并不容易，而且测年的问题多，测年结果不一定就是真实年龄，不同测年方法还可能得出不同的测年数据，相同的测年方法，测试材料和样品如果存在差别，结果也很可能存在差异。测年研究上很难取得一致的共识。我从考古学原理提出，假设各位的测年数据都不存在实验和技术方面问题，那么，在积石峡古堰塞湖已有的这些各家测年的不同数据中，不论碳十四测年数据，还是光释光测年数据，那么就只可能是标本样品的问题。那就应以晚的数据为准，以此代表古堰塞湖的实际年代才更为合理（上篇我已说过考古学的这个原理）。
考古学的一些学理其实就来自地学，但是很遗憾，各位地学专家都不愿意接受我说这个原则。都认定自己的测年没问题。而吴庆龙的堰塞湖沉积中的碳屑样品的碳十四测年结果，是距今4000年左右，最接近齐家文化年代。其他各位提供的测年数据与之差别很大，年代普遍偏早。从考古学原则上说，选择吴庆龙的测年数据更合适。但反对者固执己见，坚持自己的测年才是正确的，指责吴庆龙的年代错误，却都未指出吴庆龙测年错在哪里。
吴庆龙在会上并没有过多讨论堰塞湖这个问题，而是介绍了他对喇家遗址及附近的红土沉积物的研究。他认为，喇家遗址附近东边所见红土的连续水平层理（即所谓的14个旋回）的红土沉积地层，是黄河大洪水可能在下游形成堵坝堰塞的湖滨沉积。他这个认识与杨景春教授2004年在座谈会上的观点，就较为一致，或可作为下游堵坝的证据（官亭盆地下游是寺沟峡，巨大洪水滚滚而来，突遇收紧的峡口通道，也必然形成堵坝）。
测年的差异和由此产生的不同认知，困惑了研究者对积石峡堰塞湖的深入探究，也就限制了进一步去认识。质疑者都认定自己的测年没错，听不进别人的意见。研讨会上吴庆龙却是认真在倾听各方意见，在思考。这促使他主动放弃了把湖相沉积测年作为唯一首要选项，而改为全面探寻溃决大洪水的沉积学证据链及其与喇家遗址直接关链的证据链。
这次研讨会上，我看到了争议实质，大体清楚了。我也就有了独立的判断和选择。
7积石峡堰塞湖溃决大洪水从测年找关联到地层沉积学的证据链
再继续回顾这个研究认识的过程。
夏正楷提出的地震灾难和黄河大洪水灾难，他是认识到有多种灾难的（《科学通报》的论文上，明确提出了地震、黄河大洪水、沟谷泥石流的多重灾难），他也看到喇家遗址上各种洪水遗迹，包括砂层。夏老师考察也是看到积石峡里的湖相沉积的，他确实认为那是早的遗存，因而放弃了，并未对其进行研究。
吴庆龙对积石峡的湖相沉积做研究，是他博士毕业后，到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张培震所长手下做博士后研究时，才获得机会到这个区域考察，注意到了积石峡古堰塞湖的湖相沉积，才涉入到了喇家遗址。2009年，他提出了积石峡堰塞湖溃决大洪水与喇家遗址灾难的新观点。之后，吴庆龙又到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在赵辉和吴小红两位教授手下也做博士后研究，继续进行积石峡溃决洪水与喇家遗址关系的深入研究。这期间，北京大学的地貌学家杨景春教授等，包括各地很多相关专家学者，也都支持和鼓励他的探索。
最开始对积石峡古堰塞湖的湖相沉积考察，我还亲自参加了（2008年正是汶川地震后还在救灾的过程中，我们相约来到积石峡的循化县，县文管所马永平所长给了很多帮助）。我与吴庆龙原来并不认识，是他主动来找到我，介绍了积石峡古堰塞湖，我马上意识到这是个很有吸引力的问题，它把大地震和大洪水很自然地就关联到一起了。然后我们就计划到积石峡，对湖相沉积进行野外考察，同去的还有他在地震局的一位同行陆斌。我原本以为，可以通过考古调查方法，找到湖相沉积与古遗址或古文化遗存叠压或打破的地层关系，直接确认湖相沉积的年代，但没有成功。不过，我们还是发现了一处卡约文化墓地，打破湖相沉积的很明确的地层关系，可以肯定湖相沉积，晚不过卡约文化。而此后，我就一直在思考，为什么积石峡下游段，除了卡约文化就再没见到更早的遗存？或许与大洪水相关？
吴庆龙在后来的研究中，还经常不断地去喇家遗址、官亭盆地、积石峡、循化盆地，就古堰塞湖与喇家遗址之间的关系进行考察。我们也经常交流讨论，有时甚至还有争吵。这样的讨论交流，互相就比较了解，就在深入沟通。我一直坚持认为，多学科的研究，必须以考古发现资料和地层关系为基础，还必须接受考古基本事实的再检验。吴庆龙在相关的研究中，都遵循这个原则，都要弄清楚地层序列和地层的成因。
2016年吴庆龙作为第一作者，在美国《科学》杂志上发表了英文的论文《Outburst flood at 1920 BCE supports historicity of China’s Great Flood and the Xia dynasty》（《公元前1920年的溃决洪水支持中国传说大洪水与夏朝的历史真实性》）。这是在2009年《中国科学》发表的论文基础上，更进一步的成果。不仅提供了积石峡堰塞湖溃决大洪水毁灭喇家遗址的地层学证据，而且推断，洪水影响到了黄河中下游地区，它就是大禹治水的大洪水的来源。从时间上和洪水的规模及猛烈程度上，这场洪水都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大禹治水和夏王朝的产生这个历史事件。西方人一般都将夏朝当作神话，黄河积石峡溃决大洪水的发现，开始动摇了西方人的这个观念。这篇论文不仅引起国内外的巨大反响，也招致了很多激烈反对。《科学》杂志在2017年3月，发表了三篇质疑短文，同时也发表了吴庆龙对相关质疑的答复的论文（美国《科学》杂志对中国学者的这个问题的讨论，能够这样做，是很难得的）。
我明确说，我认同关于溃决大洪水与喇家遗址关系的结论，它并没推倒夏正楷的研究，而是澄清了毁灭喇家遗址的黄河大洪水是地震堰塞湖的溃决洪水。这是可喜可贵的推进，它突破了环境考古学界的认识和争议，把喇家遗址黄河大洪水与地震的逻辑关系加强了。我对论文关于黄河积石峡溃决洪水与传说大洪水及夏朝的讨论，虽然我认为证据还并不充分，但我持开放的态度，允许这个新观点的科学探索。
吴庆龙在《中国科学》的论文投稿时，还没有发现溃决洪水与喇家遗址的直接证据，所依据的是间接证据堰塞湖沉积和测年把它们联系起来。吴庆龙说，他在论文投稿后，就发现了大洪水直接的沉积学证据，这些证据广泛分布在黄河沿岸和喇家遗址上。在溃决大洪水沉积中，他还采集了很多测年的碳屑样品，可见他下了很大功夫，通常要找到测年标本很难。然而他却没有直接依靠湖相沉积测年有意回避测年争议，而寻求探索最直接的沉积学关联证据。这就是考古学上的相对年代与绝对年代，辩证关系和意义的认识。
溃决洪水沉积的确认，是确定溃决大洪水真实性的关键。吴庆龙在论文中提供了自循化盆地到喇家遗址的，大量的基于严格地层对比及年代学的证据链，包括堰塞湖沉积、堰塞湖坝体、溃决洪水沉积等。而吴庆龙确定的溃决洪水沉积证据，则是根据官亭盆地和喇家遗址中的这些洪水沉积物中都含有大量绿片岩颗粒，而且比例很高，它们只能是来源于积石峡，不可能来源于官亭盆地的两侧沟谷，因为这些沟谷中都没有绿片岩分布。积石峡堰塞湖是绿片岩的唯一来源。这大胆认定，我却担心可能有风险，但吴庆龙非常肯定，让我放心，请我相信他的推断是正确的、严密的。
2011年喇家遗址考古队采集了灾难房址里的小孩人骨保存不佳的已废弃残骸，分别交给北京大学考古实验室和我们考古所的实验室各自进行测年，北大吴小红当年就测得了结果，考古所张雪莲2013年也测出数据。而且都有一致的结果，测年非常可靠。吴庆龙根据考古学关于喇家遗址地层关系，认为灾难房址里人骨样品的测年结果代表喇家遗址地震灾难时间，同时也可以代表堰塞湖溃决大洪水的年代，因为地震与洪水之间的间隔很短，测年的误差值就比这间隔时间还要大。文章不再用湖相沉积测年，而是以喇家遗址的考古测年。
2016年，吴庆龙文章在美国《科学》发表后，质疑此起彼伏，却没有一个反对者，主动邀请吴庆龙及其团队以学术报告或研讨会形式介绍研究详细情况，去了解细节。
2017年4月，由几家单位联合组织的积石峡实地考察和现场的研讨会，参加的专家学者很多，还有的是权威专家，也有媒体记者。更像是论证会。但那几位公开质疑的学者，都没有参加这次现场研讨会和交流。尽管现场也不时有怀疑的声音，但并没有深入讨论或辩论。中国科学院地质所的袁宝印先生是地貌学和第四纪地质学经验丰富的权威学者，受邀参加了这次活动，他在考察过程中一直没有发表意见，而是很仔细地倾听和查看溃决大洪水的沉积，最后才发表了看法。他很肯定吴庆龙的这些证据，认为溃决大洪水是目前这些证据最合理的科学认识。
袁老师握着地质手杖，杵在地上，站在旷野考察的人群中，他的话犹如一锤定音。
这次考察研讨之后，还有学者希望再次深入考察。成都山地研究所的一位张信宝先生，也一直持有反对声音，他认为吴庆龙所谓的喇家遗址中的“黑砂”，不是大洪水沉积，而是沟谷的山洪沉积物。他提出再做一次考察，并请来了南京大学的李高军教授。他认为李高军很有可能提供给他最有力的支持。为了配合他们行动，我和吴庆龙也一起陪同了再次考察。但令张信宝万万没有想到，李高军的铀同位素示踪测定结果，反而支持了吴庆龙的结论。新的科学研究再次表明，吴庆龙是正确的。论文2019年在国际地学著名期刊《地质学》在线发布《Uranium isotopic constraints on the nature of the prehistoric》（喇家遗址史前大洪水沉积的铀同位素限定，作者李乐、李高军等），2020年正式发表。这个最新研究成果的科学新证据，也彻底解除了我先前还有的那些担心。现在更佩服吴庆龙的一系列的直接证据和科学逻辑，以及他有胆识、有见地的研究。
吴庆龙在给我写的喇家遗址考古报告的多学科研究的相关内容中，更合理准确解释了，喇家遗址灾难的全过程，包括遗址上不同地点和区域的，洪水沉积物的多种表现、性状与特征，都与喇家遗址的发现和地层关系更加符合，更好照顾到了遗址上所见各种洪水现象与多种沉积物表现的解读，有了更全面的理解和研判的合理性（很遗憾地，不能不说，有的参与合作的研究者，无论我怎么请求，都坚决不给我们喇家遗址考古报告提供写作，甚至有的人还拉黑了联系方式，曾一度让我急得不行。现在吴庆龙这些写作的内容反而更好了）。再反观那些质疑和反对堰塞湖溃决大洪水的某些专家，一直缺少与吴庆龙现场讨论交流和面对面的勇气。缺失了当面的争辩、问答，便错失了求真密钥，也找错了解误插孔。他们甚至可能连吴庆龙论文的关键细节，都没读懂。有的还真就是在自说自话。
吴庆龙的积石峡堰塞湖溃决大洪水的研究确证，是对夏正楷的黄河大洪水说的进一步推进和深化，实际是发展和提升了夏正楷的黄河大洪水的认识，使其更完善了。2003年夏正楷文章提出了喇家遗址最后毁灭于黄河大洪水为主的群发自然灾害，然后，有多位研究者发表论文，提出泥石流说，否定夏正楷的黄河大洪水说。吴庆龙以广泛分布在积石峡和官亭盆地的溃决大洪水的沉积学的系列证据，更有力证实了夏正楷的黄河大洪水说。吴庆龙的观点，是对导师夏正楷的学术继承，更是夏正楷学说的发展。他们师生间的这种学术进步，就是科学的传承发展。或许还有点迂回曲折。他们师生先后对喇家遗址灾难的多学科探索和认识发展，在考古学上，本该是有目共睹。研究认识过程，事实却是如此起伏。与夏正楷和吴庆龙各自的合作中，我对他们师生有理解也有感触。学术史必将留下他们传奇的悲喜故事。
8考古新发现与考古的多学科研究
喇家遗址灾难现象，本来是比较复杂的自然灾害事件。地震和大洪水，也都具有复杂性的多种表现形式。在遗址整体上和在局部上，不同位置都很可能就有多种性状的不同特征的灾象呈现出来和沉积物的差异。公众现在通过媒体的报道，对各地各种灾难的表现也已有了很多见识，经常就会出现同样的自然灾害却呈现出大为不同的灾象和灾情，我们普通人似乎也都能理解这些情况，很能接受出现的不同的事实。我们身边也有许多实际情况，也在培育我们的科学认知。只要客观看待事实，实事求是，我们普通人，也完全能够认识到发生灾难而产生可能有各种结果。反倒是一些所谓专家，不能实事求是对待实际，或者看不到实际真相，却想当然，纸上谈兵，只是以已有的思维或已有的成见，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又往往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更令人不解和气愤的是，有所谓专家却误导公众。
这次在某些专家的媒体采访中，就是夹带着自己的私货，诱导关注事件的普通群众，把草滩村泥流灾情还没搞清楚，就轻易下结论和发表误导言论，强行对应喇家遗址灾难和草滩村泥流灾害，做了虚妄比较，竟然把喇家遗址上有清晰地层证据支持的，先地震、后洪水的现象，本来是既有地震又有大洪水的先后两次主要灾难的考古发现，武断地，硬说成是草滩村泥流这种现象，再现了四千年前喇家遗址灾难，硬生生就把喇家遗址极为丰富的大洪水遗迹地层的发现，无端说没了。我认为这就是在夹带私货。他们一直很辛苦地诋毁喇家遗址大洪水，却没有被学界广泛承认，更被考古学唾弃。这次以为机会来了，却连考古学常识都不知，连对考古发现起码的尊重都不懂，妄称是环境考古？这些年他们连篇累牍炮制了诋毁喇家遗址的文章，学界几乎没人搭理。但跑出来误导公众的认知，就有点恶心了。
还要说到对喇家遗址的一些研究，如同盲人摸象。这不能以点带面，更不能以偏概全。有的可能也是摸到一点，却将其夸大为整体，以管中窥豹的偏见，否定喇家遗址的考古发现事实，还有把事实篡改而形成“两张皮”的，我们当然嗤之以鼻，坚决反对篡改考古事实。我们尊重不同学术观点，但反对无视考古事实变造证据的做法。尊重不同观点，并不等于考古学要依从以偏概全的观点。无论喇家或其他遗址，考古学都一样坚持原则。
前面已经说过了，关于考古学对喇家遗址考古发现的基于考古发掘的地层学的基本判断和堆积埋藏学认定的基础认知，这是不可能改变的考古发现基本事实，它已经成为考古成果的档案资料了，不容篡改。不论再有怎样的跨学科多学科探讨，它都应该在这个基础上再去研究，最终它的认识，还须回到这个考古发现的基本事实上，再加以检验和验证，它要符合考古发现的客观实际。歪曲事实，曲解考古，来适应他做出的研究认定，这种所谓研究，是本末倒置，必然存在问题。也因此考古学多学科研究往往是相互合作，密切沟通的。多学科要尊重理解考古，考古学也要学习多学科知识，考古学更要坚守考古的准则。
不依据考古发现事实就可能偏离，出问题。不管多学科研究有多深，最后也都是要回到基本的考古发现事实上来，再复位印证。研究不允许改变原有考古的基本事实。对考古发现事实，人为的改变或错误理解，都是篡改。考古学绝不能容忍这种篡改而做的研究。
喇家遗址发现这么长时间，考古学家也和公众是一样在追问灾难原因。我们已经看到，认识的过程是波折的复杂的，更是艰苦的，也是发展的。考古学当然是更认同符合考古发现事实和地层关系的，以此为基础的多学科研究的新认识的释读。考古发现，本来就是在科学发掘抽样中，获得新发现的。考古研究也是要受到抽样限定和局限的条件下，而展开考古学研究和多学科研究。我们前面说考古抽样，是尽可能的在做多维度观察，但同时，局限也是有可能的，也是免不了的。考古学只能是在每一次的，和一次次的新发现中去累积。
新科技在不断更新和发展，新的思想和知识的更新也是随着时代而不断发展的。所以，考古的发掘不是要追求尽可能多，弥补抽样的局限，而应该尽可能多保护、少挖掘，尽可能留下更多的遗存，留待将来的考古学家和多学科的科学家，有机会、有条件、有可能再继续发掘，能够再有新发现，能够再有对新发现的研究认识和新进展。我们考古队就是按照这个理念在做，尽量少挖，尽可能多保留喇家遗址。考古学家就是这样开明。
我们知道，考古新发现，或有可能改变原有的发现和认识。不过在现有的发现面前，我们仍然必须尊重已有考古发现的事实，坚持考古学的原则，坚守现有发现的基本事实根据的认知。现有条件下，考古学者如果只能从已有研究者的各种多学科研究结论中，去做选择，那我们就肯定要选择的，是那种，更符合考古实际的新认识。因此，与考古学家密切沟通交流的，能够听取考古学家意见和认识，而且是充分尊重考古发现基本事实的，相关研究的成果，它必然就更受到考古学家欢迎，就有更多认同，还可能形成共识。
考古学多学科研究者之间发生争论，是科学研究学术讨论的正常现象。考古学本身，也同样可以发生学术争议和讨论，这也很正常。关于多学科的各种异议，都是正常的。在争论中，有的我们能够明显看出它存在的问题，比如有的是显然脱离或曲解了考古发现事实，特别是那种明显是“两张皮”的研究，我们就可以做出判断。还有的纷争，通过我们考古学的规则原则和原理的这把学理的尺子去衡量，也可能并且可以做判断。而还有的，可能仍然需要存疑，可以继续深入讨论，甚至可能不断喋喋不休，争论下去。并不影响考古发现本身。考古发现的事实，还是最初发现那个事实，永远都摆在那里。多学科研究的解释，可以不断去认识，去继续深化和再深化。我们希望最后产生更好的符合实际的解读。
虽然我们一再说，考古与多学科的合作，是最好的方式，有利于双方沟通理解，可尽量避免“两张皮”。我们欢迎，但并非强求合作研究，多学科研究的方式可以多种多样。我们反对的是不尊重考古事实，不按考古发现地层的研究。我们欢迎学术争论，欢迎多学科研究不断有新的研究和认识发展的成果。我们欢迎多学科各方专家学者、研究者、科学家来关注和帮助研究喇家遗址。我们一再宣称，喇家遗址是多学科研究的公共平台。
但是，我们同样也很反感、极为反对那种，偷偷摸摸的行为。关注喇家遗址请你要大大方方，光明正大走正门！我们赞赏有各种多学科研究，但不接受那种凌驾于考古之上，自以为是、自娱自乐的所谓多学科研究，那是对国家宝贵科研经费和资源的糟蹋和浪费。有的人自称在做环境考古，自认为是考古学的跨学科研究，却拿着假文物去招摇，用非正常的考古照片，随意解读歪曲考古发现。这种行为是考古学和文物博物馆学科的大忌。
还要重申：任何研究者都须尊重考古学，尊重考古发现事实，不容曲解，更不容篡改。
目前为止，我们喇家遗址考古队，仍然比较认同夏正楷和吴庆龙先后对喇家遗址灾难的多学科研究和有认识发展的解读。它相对更符合目前考古发现的实际。我们也希望还有超越吴庆龙的新人和新成果，我们还鼓励吴庆龙继续努力，超越自己。
2024年1月31日改定
后续（结语）为：第四部分：结束语（结论与思考）
（作者：叶茂林，喇家遗址考古发掘领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考古研究所甘青队队长，兰州大学考古学及博物馆学研究所教授，齐家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
本文来源：网易青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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